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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认为，汲取二者中真理的部分，便可形成关于立法法源原则的全景图。

这也可以作为建构食品安全风险指标体系时所考虑因素。可是，行政调查是需要支付高昂执法成本的，食品生产经营者为配合行政机关的调查，也需要支出相应的成本。

这是因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机关的这两项决定直接涉及到食品生产加工企业的声誉权、经营自主权以及公平竞争权。由此，本文也主要对此类企业建立防范食品安全风险能力的指标体系，并予以分级。其中，由于（2）与（4）项属于对食品本身的调查，而（1）、（3）、（5）和（6）项则涉及对食品生产经营企业调查。由此，立法者至少应当赋予食品生产加工企业对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机关对其作出的防范风险能力等级的决定不服，以及确立行政调查等级决定的不服而向特定的行政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22]See U.S.Envtl. Protection Agency，Proposed Guidelines for Carcinogen Risk Assessment，Federal Register，2002(79) ，pp.17960-18011. [23]陈君石：《风险评估在食品安全监管中的作用》，载《农业质量标准》，2009年第3期，第5页。

由于在行政法律关系中，主体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处于对等地位，由此，与作为行政主体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机关的职能（职权与指责）相对应，作为行政相对人的食品生产加工企业也将享有相应权利，并履行一定义务。行政法   一、引言 经验观察表明，我国行政机关对食品安全风险[1]的检查和调查往往陷入两个极端：不作为与过度作为。在这种二元对峙的理论结构中，政党与宪法的关系获得不同的理论安排，理论景观各异。

因此，规范宪法学未单独处理的政党问题亦可能包含在公权力的范畴之中。[21]其弱点是，不同的理论可能有不同的规范选择。规范主义宪法学宣称，宪法学的问题基本上都能在宪法学的内部解决，但是宪法问题未必都能在宪法学内部解决[57]。社会宪法学 规范主义的宪法学方法在中国一经提出，便引发理论上的关注[1]。

剥离规范宪法学、政治宪法学和宪法社会学方法之争的面纱，不难发现，三者就政党问题形成某种形式的隐秘交锋，政党国家作为事实前提被承认。在非宪政国家，宪法社会学必然落入决断主义的臼巢。

[3]参见韩大元：《中国宪法学方法论的学术倾向与问题意识》，《中国法学》2008年第1期。规范宪法学从属于规范主义的阵营，延续了规范主义的方法与谋略[14]，但方法与谋略服务于最终的价值。但其特殊性在于，在中国，执政党的名号为宪法所固定，执政党领导全体中国人民建设国家。[40]中国执政党无所限制地行使主权性权力，这是事实，但现行宪法确立法治国原则，明确规定各政党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意在约束政党的恣意行为，政治宪法学将政党主权上升为宪法根本规范，显然放弃了基本的法学立场和价值底线。

[52]林来梵：《人的尊严与人格尊严——兼论中国宪法第38条的解释方案》，《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中国宪法学应更进一步，直面政党国家的现实，围绕国家、政党和公民构建三元结构的宪学理论，破解政党与宪法关系的僵局。[17]参见陈端洪：《论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与高级法》，《中外法学》2008年第4期。政治宪法学的理论完全无视这一政治现实，虽然回应了政党国家的现实，确认了中国人民在执政党领导下的总决断权，但然后呢，等待戈多[43]？   三、宪法社会学的寻觅与宿命 在方法上，规范宪法学主张价值与事实的二元分离，倡导返回人权规范，价值、规范和事实是相当关键的概念。

同前引[27]，陈端洪、高全喜、林来梵文。全国人大二位一体，既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亦是立法机关，既是挑战宪法秩序的力量[19]，亦是宪政秩序的可能推手。

不直接回应现实，理论便会像水面上漂浮着的一层油，很难溶合到中国问题的活水中去[58]。因此，在宪法学研究中，政党不会是相关的研究对象。

宪法社会学主张采用价值中立的社会学方法，调查中国现实生活中的宪法，既坚持从成文宪法出发的解释，丰富中国宪法秩序的规范意涵，又超越成文宪法，从政治实践中探究和发现已经运行的不成文宪法规则，为其正名，助其逐步上升为成文宪法的一部分。[63]同前引[15]，陈端洪书，第162页。[43]这一追问似乎也同样适用于规范宪法学：规范宪法学描述了中国宪法的未来，戈多清晰可见，但然后呢，等待？ [44]前引[17]，陈端洪文。前引 [18]，陈端洪、高全喜、林来梵文。鉴于中国现行宪法将执政党的名号置于宪法序言中[25]，并明定任何政党均不得违反宪法和法律，执政党必须经由国家机关传达和实现其意志，因此，若公权力机关臣服于宪法，中国执政党亦将进入宪政的秩序[26]。宪法社会学所觅见的数条规则，如中国执政党的领导、全国人大应为橡皮图章、三位一体等，充分暴露其理论盲点。

依其理解，中国正处于非常政治的例外时期，宪法学研究者却不自知地去研究规范宪法，妄想通过违宪审查实现宪法的权威，化解中国宪法实效不足的困境，完全是以日常政治的宪法理论应对非常政治下的宪法问题，不啻于是关公战秦琼的时空穿越。传统国家与公民二元对峙的理论结构遮蔽了中国作为政党国家的现实，导致宪法学完全丧失关于政党问题的理论自觉。

作为对规范主义的回应，各种自称有别于规范主义的宪法理论次弟呈现。[32]然则，对于中国的宪法制定权力，规范宪法学未置一辞[33]，政治宪法学随之产生，并以找寻这种力为职志。

这一解读将三种理论置于中国宪法实施的语境之中，揭示了三者的共同面向——中国宪法，因而区别于其他一些凸现差异和对立的评论，隐含着一种共识性的解读。来源：《清华法学》2013年第3期 进入专题： 宪法学方法 规范宪法学 政治宪法学 。

在此意义上，指责规范宪法学的理论无时代性的担当，是草率的[27]。若不能圆通地解释人权规范与其他规范的位阶关系，断然确认人权规范的至上性，必然导致宪法文本的碎片化，政治宪法学便拾起规范宪法学扔下的一页，独自成章。政治宪法学和宪法社会学基本上无视二元方法论，在特定的主权结构中，人权被矮化，无法摆脱任人摆布的命运。既然宪法典是执政党的语言，执政党的政治行为和党规党法亦是其意志的表达，缘何二者在中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犹如天地之隔？于是，宪法社会学对此种文本癖和形式癖提出严厉的批评，并草就几条不成文宪法规范。

政治宪法学必沦为主权宪法学，现实早已撕破其面纱：人民集会几无可能，人民的委托蜕化为人民被代表，人民制宪权沦落为政治的遮羞布，宪法权威茫然无存[42]。如政治宪法学选择以现行宪法序言构筑宪法根本规范，承认政党主权。

现实的情况是，在一个非宪政国家，不成文宪法更多的是以确认超宪法权力为核心内容。政治宪法学首先抛出的问题是：宪法从何而来？[34]政治宪法学自问自答：宪法是制宪权的结果，制宪权是常态的发端[35]，孕育着规范宪法的状态。

政治宪法学则相反，在其理论中，宪定权和人权只是政治实体总决断权的随从。宪法社会学认为，中国存在一种有宪法无宪政的悖论，这是宪法学研究完全忽视宪法文本外的真实宪法和实效宪法的结果，而宪法学研究中的概念主义、形式主义和文本主义，则强化了这种主题背离[45]。

若以此为标尺，规范宪法学显然不是一个彻底的二元方法论者。然则，理论上对政党问题的漠视，无法替代实践中政党对宪法权威的侵蚀。但制宪权只是政治宪法学理论探索的开始，并且，刚续上这一话题，政治宪法学便开足马力奔向政治决断。在理论层面，对于这种超宪法权力规范，宪法社会学只能确认，而确认这些事实为规范，只不过是为其超规范地位作规范性的修饰。

[34]前引[15]，陈端洪书，第2页。[23]韩大元、林来梵、郑磊：《宪法解释学与规范宪法学的对话》，《浙江学刊》2008年第2期。

政治宪法学认为，非常时期施密特，日常时期凯尔森，一药治一病，中国宪政之道只能是经由政治决断（陈端洪）、光荣革命（高全喜）[30]，走向宪政时代。有鉴于此，有研究将三者融合，提出中国宪法实施的三个面向，试图将规范宪法学、政治宪法学和宪法社会学融为一炉，为中国宪法实施铺就一条政治、社会与法律并举的道路，并倡导三种理论互相借鉴、相互矫正[53]。

前引前引[15]，陈端洪书，第166页。[51] 本文将政治宪法学与宪法社会学视作不同的理论主张，并区别对待，乃是因为政治宪法学从制宪权入手，直奔政治决断主义，必然以确认、维护超宪法的总决断权为终局，即使在其他的国家，其结局亦如此。